早晨6点，60岁的深圳家政保洁公司负责人许美敬从大兴的工友家出发，辗转3趟公交来到在朝阳门的蛋壳总部。同样的路程坐地铁需要10块，为省4元的车钱，她需要早起一个半小时。
讨薪成为了她近些天早九晚五的工作。蛋壳总部楼前，挤满了人，租客、业主，还有像许美敬这样的蛋壳供应商。有些生面孔，也有来了好些天的讨薪同行。他们带着希望来，僵持到下午4点被保安清场，再失望回去。第二天再来。
许美敬总是饿着站上一天。蛋壳欠她和40多个保洁姐妹们210多万。她不敢吃午饭，吃一顿要20多块。她觉得，自己可能捱不过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了。
一份每日人物获得供应商自发统计的目录显示，蛋壳此次拖欠的供应商涉及到74家，项目款共计1亿余元，牵连家庭约4000余户。而据部分供应商估计，金额数字远不止如此。
文 | 李晶晶 王砚菥编辑 | 钟十五来源 | 每日人物
去哪儿？许美敬在北京的冬天不止一次想到过这样的问题。一个半月前，她从深圳来北京后，住在工友租的房子里的一角，3平米、有些漏风的阳台上。年纪大了起夜多，可一起来工友和家人也会醒。所以有时她会憋尿，减少起夜的次数。她不敢回深圳，因拖欠工人120万工资她已被法院起诉，12月底不还清工资，法院会收走她在邯郸的第二套房子。工人中，有些是拖家带口跟随她从邯郸到北京再到深圳的，她觉得愧对她们。她也不敢回邯郸的家，丈夫在家只知打牌，之前就不同意她去做保洁，觉得女人待在家里好。丈夫不知道她被蛋壳欠这么多钱。许美敬担心说了，还会被泼冷水，“早说这么大年纪就不要去深圳，你就是不听”。她更不敢去找在北京打工的女儿，怕女儿担心她，不让她去讨薪。许美敬以前是国企的工人，做货物管理类工作。2011年，丈夫的弟弟与弟媳相继病故。许美敬将侄子接到家中，供女儿和侄子一起读大学。为筹学费，当时50岁的她做出外出打工的决定，北京是她打工的第一站。她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接保洁、保姆的活，大城市的工资高，除去基本开支每月还能剩下5000元。许美敬一个灶台一个灶台地擦，一个马桶一个马桶地刷，直到2014年终于做成了自己的家政公司，手底下管着从老家带出来的20多号保洁姐妹，业务也扩展到南京。2019年9月，蛋壳北京的负责人找上门，让她去负责深圳的保洁服务，一个月的保洁费用能给40-50万。许美敬连着激动了几天。很快，她关停了北京和南京的所有业务，带着姐妹们来到深圳，又在当地招了20名保洁员。从干燥的北京来到温暖的深圳，许美敬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当自己公司的人穿上那身“蛋壳保洁”的衣服，她觉得这是大平台对她的认可。她也用实际行动回馈蛋壳的“知遇之恩”：连续3个月满意度最高、差评率最低。同一时间被蛋壳找上门的，还有来自安徽蚌埠的蛋壳独立装修工长朱建。他在南京做过装修散工，南京蛋壳的负责人找到他，120万单子金额显示在手机屏幕上时，他的眼睛都直了，以前从来没有接到过这么大的单子。这笔单子共有70套房子，一套房子一般7天一个工期，毛坯房则需要半个月以上。算下来，每套房子装修能赚1000-2000元。朱建觉得自己抱住了“大腿”，迅速联系之前的工友，还带上自己的两个儿子。在蛋壳做装修，前期的所有材料费用需要装修工长自行垫付，每套房他垫付五六千元。朱建身为工长贷款了40万。最后，这笔贷款还没开始还，倒先被蛋壳拖欠了100多万的项目款。
▲ 2020年1月17日，蛋壳公寓成功登陆美国纽交所。图 / 微博@蛋壳公寓
与朱建这种“散装”的工长不同，无锡的装修工长曹起，所属的公司为蛋壳公寓持股60%的子公司“百家修”。去年7月，曹起向亲戚朋友借了40万，组建了自己的工队，晋升为工长，手底下的15个工人几乎全是安庆老乡，他们对曹起满怀信任。曹起对新事业期待满满。过年回家还骄傲地告诉妻子，老板夸赞他装的房子比那些七八年的老工长装得还好。如果工程顺利，“来年不说回本，至少能赚四五十万。”蛋壳上市后，曹起发现蛋壳公寓的收房量也在上升，“想着他们肯定是有钱的。”按照合同流程，当月的工程完成后，工长们会在三个月后收到项目款。今年1月，曹起收到去年10月的项目款。蛋壳公司还特地提前结了11月的一半费用，让工长提前给工人发工资过年。“当时还觉得公司特有人情味儿。”蛋壳的装修工大多来自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河南的农村。他们来大城市谋生计，住最简易的房屋，为蛋壳的租户装修好一个个家——蛋壳敲钟上市时展示的那种天蓝色样板间。
2020年1月，蛋壳敲钟上市。许美敬觉得自己的腰杆更硬了，直到2月对蛋壳的美好幻想逐渐被刺破了。2019年12月开始，蛋壳开始拖款。本该在2月打的40-50万元的项目款，被陆续压缩到50000、30000、7000元……保洁姐妹们抱怨工资发不出来，许美敬还抱有朴素想法劝大家：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好过，应该和蛋壳共同挺过去。此时，曹起账户上没有收到余下的一分工程款。蛋壳公司给的回复是受疫情影响资金异常。他当时认为连大公司的白领员工都在家办公了，能理解。他没有想到最后会被拖欠140万。蛋壳已然出现裂缝，许美敬和曹起并不知情。据蛋壳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，单季亏损12.3亿元，创下近年新高。此前两年，蛋壳亏损额已累计至35亿元，但运营的房间数却暴涨近30倍。
▲ 成都蛋壳公寓办公室人去楼空。图 / 视觉中国
据蛋壳招股书显示，平均下来每一套新增房源的成本，需要12-20个月后才能收回。然而，这些风险在招股书中也有提示，但并未引起警觉，“公司与房东们普遍签了4-6年长约，锁定了成本价格，如果未来价格下滑，存在租金差为负的风险。”这些潜在的风险转嫁到了租客、房东与供应商身上，但在当时并未显现出来。等到4月疫情好转开始复工，蛋壳陆续给欠薪的供应商小额打款。这让曹起误以为蛋壳还在正常运转。6月，曹起收到了去年11月的剩余工程款，他没有想到这会是他收到的最后一笔钱。靠着小额打款，还有疫情影响这样的话术，各地蛋壳稳住了一批又一批的供应商。工资拖延不说，还垫付资金在干活。这成为供应商们的共同经历。直到10月，蛋壳的话术才陆续被发现。而且，“蛋壳找了很多新注册的小公司签约，拿准了他们想和大平台合作也不怎么懂法的心理，以此延长账期。”一位与蛋壳合作多年的供应商透露称。而朱建、许美敬正是蛋壳相中的小公司。许美敬连续5个月只收到几千块钱，等到9月，蛋壳不再打一分钱。蛋壳累积的欠款已达到210多万元。与此同时，蛋壳引发的危机在网络频频上演。许美敬慌了。她找到蛋壳深圳的负责人，对方让她去找北京总部，还给了她起诉的方式。10月底，许美敬来到北京。但有人告诉她起诉要交10万元，她没有钱。也是在9月，无锡的工长们开始陆续停工。当时曹起手上还有未结清的项目，等9月底结清后回了一趟家时，其他的工长已经开始了第一次维权，维权以蛋壳方面“没钱发、去起诉”为终。10月中旬，没收到工资的工人纷纷给曹起打电话。一开始他解释去北京要到钱才能发，次数多了不管用，工人威胁曹起再不给工资的话，就回老家堵他老婆和孩子。曹起理解工人的无奈,“他们也上有老下有小”。为支付工人工资，他除了从花呗、借呗到有钱花等平台借钱外，还向亲戚朋友求助，先给工人们每月发三五千块。这样一来，曹起又背上50万的新债务。蛋壳独立装修工长朱建，也是从亲戚朋友和花呗共借了20多万，先垫支付工人的一部分工资。上海百家修没收到钱的时间，比曹起所在的无锡百家修要更早。从今年6月开始，上海76名百家修综合维修工已收不到完整的工资，生活渐入窘境。维修工人白师傅卖掉了入职时公司要求买的一辆3000元的电动车。讨薪的间隙，在网上接一些一单300-400的零工勉强度日。后来房子退租，他借住在一个同乡工友家，两人挤在一张床上，每个月给对方几百租金。有的人撑不下来先离开了。白师傅的一位工友刚来工作3个月，不仅没赚到一分钱，各种成本还花去了1万。11月底白师傅送他回家。在地铁站台上，两人相顾无言。看着车门慢慢关上，白师傅特别难受，“他回家了，我呢？”在试过各种方式后，许美敬被推到了蛋壳总部。此时，蛋壳拖欠房东房租与租客退款的消息还未被披露。在来之前，因拖欠工资，许美敬向银行抵押了邯郸的第二套房子，这本是许美敬留给侄子结婚用的。她还向亲戚朋友借了40万，先给工人支付工资。其中有11万是亡故的小叔子夫妇用低保、抚恤金攒下留给侄子的。 更让她难过的是，在深圳招的20多名保洁还起诉了她。法院判定她12月底之前要支付完欠工人的薪水。许美敬不怨她们，自己劳动所得的钱，该要。只是她担心自己月底还不上，会影响女儿的征信。好在从老家一路跟随的保洁姐妹没有起诉许美敬，她们多数是农村妇女，也不怎么识字。蛋壳断了生计后，她们在深圳找不到工作。有的一家人住在简易的城中村里，每月的房租要一千多块，“一家人都指着我发的工资活，真的不敢看他们的眼睛。”11月，供应商们等不及了，陆续去往北京讨要项目款。11月9日，三四百个蛋壳的供应商聚集在蛋壳公寓总部，许美敬也在其中。曹起是前两天刚到北京的。
▲ 租客、业主、供应商聚集到蛋壳北京总部“讨债”。图 / NBD每经视频
有的供应商已经来过三四次了。周巍是杭州的床垫供应商，已和蛋壳合作三年。自己经营的床垫制作工厂，每天为蛋壳公寓供应30-40张床垫。去年9月到12月的110万项目款一直没结。蛋壳的项目占到工厂每年收入的60%-70%。如今，还剩下400张床垫躺在仓库里难以处理。工人已有两个月未领工资，每天还有上门来要债的材料供应商。周巍每次来北京讨薪，如杭州有活，他就立即返回。他庆幸手里还有其他项目。但有些物料供应商就没有这么好运。周巍接触了解到，一些人把全身家当押在蛋壳，吃准了蛋壳“大平台、有保障”。这种孤注一掷的供应商恐怕没法过年了。当天，直到供应商们全部站到蛋壳总部门口的天桥上，蛋壳公寓才有相关负责人出来。“说没钱，回家等。后来又让我们登记，等各种弄好后，又有人来清场了。”曹起回忆当天的情形。之后的日子，与上班族一样。许美敬每天从大兴出发的时候，曹起和同去的工长们七八点起床，从通州梨园坐一个多小时地铁到蛋壳总部，坐到下午4点清场再回到宾馆。为了省钱，无锡来的十几个工长们只开了3个房间。曹起住在宾馆的阁楼里，每晚90元，不到5平米的空间最多住过4个人，晚上床上躺两个，剩下的搬两张矮凳靠着墙凑合一夜。隔壁餐馆的一碗牛肉米粉是一天的饭。一个月下来，曹起从180斤瘦到了165斤。更让他闹心的是，在他来北京讨要工程款的同时，同乡工友找上老家的门。妻子只能带着4岁的儿子回了娘家。曹起说，过年时夸下的年底至少能赚40万的海口，俨然成为一个笑话。许美敬每天都到蛋壳总部“打卡上班”，但不吃中午饭。与此同时，蛋壳正在解决与租客和房东之间的矛盾。11月底，蛋壳总部门口贴出，北京设立百余个蛋壳纠纷接待点。微众银行亦发布公告称：对租客暂停扣款计息，并给予免息延期到2023年12月31日。
▲ 蛋壳总部，讨薪的供应商。图 / 李晶晶
蛋壳和微众银行针对租客们的回应，却让供应商们倍感焦虑，他们害怕被留到最后。这种感受，浙江温州的橱柜供应商邹智深有体会。年前，蛋壳拖欠了他200多万的货款到现在都没有补上，工厂的工人、上游的机器供应商都需要这笔钱周转。不过，他觉得蛋壳即使有钱还，物品供应商也是最后拿到钱的。“租客第一，业主第二、保洁维修第三，我们这种肯定排到最后了”。邹智称，虽然自己有能力去补上这窟窿，悲惨程度也不如有些保洁和维修，可“即使欠两万，那也是我应该得的呀”。
11月9日之后，前来蛋壳总部维权的各地供应商固定在四五十人左右，有些人回家等待消息，有的回去处理其他工作。为节省开支，曹起一度回老家等了些天。怕被催债，他跑到村里的老房子里躲着。和曹起一起来的无锡工长们也陆续离开，“就剩四五个被欠一百多万的依然每天都去。”小型的讨薪行动从未停止。有人躺在蛋壳管理人员的车底不走，被带进派出所教育了一通，也有人提议去拉横幅也被人叫停。时隔一月，12月8日许美敬、曹起、邹志、周巍等各地供货商再次聚集到蛋壳总部门口。规模要比一个月前的那次要小很多。挤在蛋壳大楼中，60岁的许美敬显得有些格格不入，她不会争辩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嗓门吵嚷。其他的供应商年龄多在30-40岁，偶尔有人注意到她，还以为这个头发稀少花白、发际线快到顶的老人，是哪个供应商带来的家属，来博同情的呢。10点半，供货商们被带到二楼十几平方的会议室，只有5个板凳，地上散乱地堆放着纸箱。整个办公区只有20多个工作人员，一些人百无聊赖地在玩手机。走廊上是拿着牌号等待解决问题的租客和房东们。中午，讨薪的供应商们有的带了包子啃一口，有的拉着行李箱带着铺盖打算睡在这里，有的带着家乡的柚子拿来跟工友们分享。有些人相信“人多力量大”带来自己的员工来打地铺，被蛋壳叫警察给清退了。之后，蛋壳跟前来讨薪的供应商们规定，只能公司法人一个人来，不能带员工和记者。
▲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许美敬、朱建、曹起、邹智、周巍为化名）
蛋壳承诺供应商，登记信息后会“一对一洽谈”，结果等到下午4点，又是变成了清场保安口中的那句“明天再来”。有些人耗不住，当晚搭上了回家的列车。橱柜供应商邹智决定第二天离开北京，走之前，他请中午一直不敢吃饭的许美敬吃了一碗馄饨。未证实的蛋壳破产小道消息，在供应商们内部传开。他们不再奢望要回全款，只希望把工人们的工资发完，让大家先过个好年。曹起的希望一点点熄灭，去现场的次数逐渐减少。他住在宾馆的阁楼里，有时候会和室友斗地主，消磨掉一天。12月9日，许美敬与过去这些天一样再次乘公交从大兴出发，辗转三次公交来到蛋壳总部。这天中午她依然没吃午饭。下午3点半，她支撑不住，饿倒在蛋壳大楼中，随后被救护车送进附近的东直门医院。晚上她终于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女儿，也离开了工友的阳台床。此时距离她第一次来蛋壳总部“上班”，已经过去了40天。叫救护车的费用是蛋壳掏的。这让许美敬觉得愧疚，她不愿意花别人的钱，“还是早点离开医院吧。”至于蛋壳拖欠许美敬的210万，蛋壳方给出的回应是：继续等待。与她一同等待的，还有散落各地的73个蛋壳供应商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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